国家公园法于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就如何更好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实现该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ECO安全，提高生态系统质量”的要求，本报记者正常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世荣。

  答：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策略之一。党的二十大后，我国明白准确地提出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守护着我国自然ECO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第一个任务。完整性要求保护空间相对辽阔且连续，能够支撑完整生态过程的存续。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在选址划界时均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完整的地理单元与流域系统。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作为顶级捕食者的东北虎、东北豹需要广阔的栖息领地，唯有足够完整、连片的ECO才能满足其长期生存繁衍需求。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涵盖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等多层次的复杂概念。它是在特定气候、土壤与地形条件下，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自然耦合体。理论上，每一片生物多样性富集区都具有独特的基因库，只有维持足够规模且结构完整的生态系统，才能够有效维护物种之间、特别是跨营养级之间的生态功能。因此，国家公园的保护对象是一个涵盖动植物、微生物乃至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水体在内的有机整体。国家公园法强调的“生态廊道连通”建设，也是破解生态孤岛效应、保障物种迁移与基因交流的关键。

  国家公园往往囊括了多样化的地貌与生境类型，是多种ECO的有机耦合。随着地形、水文、天气特征情况的梯度变化，生物多样性与ECO类型也呈现规律性变异。将这种天然的变异格局完整保护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能极大提升保护效果。同时，大面积的保护有助于隔离传统人类生产活动对核心生态单元的干扰。

  从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宏观视角看，国家公园同样意义重大。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影响范围广、不确定性高。足够大的保护单元，能够涵盖垂直与水平方向上的多种地带性生态系统结构。在气候发生剧烈波动或风险时，这种内部异质性可以为各类生物提供“气候避难所”。地质历史时期，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曾导致大量物种灭绝，但那些环境特殊、气候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局部“避难所”为生命的存续提供了可能。因此，保持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与原真性，有助于ECO缓冲和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国家公园还是保存野生种质资源的“天然基因库”。许多现代育种的关键材料，如野生稻、野生大豆等，均源自自然ECO。其中蕴含的特殊基因资源，可能是未来应对干旱、极端气候的重要工具。因此，建设好体量适宜、结构完整、功能健全的国家公园体系，不仅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伟大成就，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献。

  问：我国国家公园生境保护面临多项挑战，能否结合您的研究领域，谈谈其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答:一是ECO原真性与完整性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漫长的人与自然协同演进过程中，许多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范围内，都留存了大量非原始的人工要素。例如，部分国家公园内存在大面积的人工林，有必要进行科学评估与生态化改造。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历史上种植的橡胶、桉树、南亚松、芒果等经济林，不属于原生热带雨林ECO，需模拟自然演替过程，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稳妥改造，避免大规模干扰和“一刀切”式的采伐更新。尤其是在海南长臂猿等重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内，若存在大面积非食源人工林，须通过科学研究，审慎实施栖息地优化工程。我们的实践是，在尊重自然恢复潜力的基础上，对因过去严重干扰形成的次生林，通过辅助天然更新、适度补植本土树种幼苗等方式，引导ECO向原生状态演进，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现有生物和生态过程的干扰。

  二是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国家公园建立后，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和人类活动管控的加强，新的外来物种大规模传入风险可能降低。但历史时期已传入并定植的外来物种，若其适应本地环境后过度繁殖扩张，将对本地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对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治理措施。物理清除是相对安全的方法，但成本高且易复发。目前也在探索利用本地病原微生物等生物防治手段，抑制外来种群过度增长，为原生生态系统的恢复创造条件。可以说，外来物种防控是国家公园长期管理面临的一项持续性挑战。

  三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长期深远影响。气候变化是大尺度、全球性的过程，其影响在某一些程度上具有不可抗拒性。对国家公园而言，重点是通过科学的预测与规划，提升ECO的气候韧性。这要求在国家公园的选址、设计和管理中，最大限度地考虑其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适应能力，例如保护关键的气候避难所、维持生境连通性以方便物种迁徙。如果出现因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导致的ECO退化，则需要启动相应的辅助恢复与适应管理措施。

  综合来看，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长期性、宏观性的挑战；外来物种入侵和历史上遗留的人工改造痕迹（如非适地人工林）则是局域尺度上亟待解决的现实威胁。对于后者，特别是为了紧急改善濒危物种栖息地，可以依据科学评估后制定的方案，在特定区域进行监测、评估和适度的生态修复干预。

  问：哪些先进的生态恢复技术和监测手段已经或准备应用于国家公园，以提升其生境质量和连续性？

  答: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核心，在于深刻认知并遵循自然ECO的发生、演替与变化规律。我们的研究团队依托ECO定位观测研究站开展长期工作。通过对特定典型ECO水、土、气、生等要素的全方位、长期连续观测，记录物种组成、物候、生长、死亡、更新演替等动态，以及碳、氮、水等关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这些基础研究为了解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提供了本底知识，是实施科学保护和精准修复的根本依据。

  我们的目标是加速自然恢复进程，而非改变其方向。例如，在退化早期，土壤往往瘠薄，氮素匮乏。此时，可以有意识地引入具有固氮能力的中期演替树种，快速占据生态位，改良土壤，为后续演替创造条件。在中期阶段，则可适时引入演替后期的关键树种。通过采集其野生种质资源进行繁育，并模拟其自然分布格局进行补植，可以显著加速群落向顶级状态演替，从而大幅度缩短恢复周期。

  技术应用需因地制宜。如岷江上游等川西亚高山地区的核心生态功能是水源涵养。研究显示，岷江冷杉是该区域节水、净水、调水能力最强的树种。因此，恢复的重点是促进以岷江冷杉为建群种的群落形成。同时，还需考虑固碳增汇等协同效益。通过研究不同树种的水分利用特性、碳汇能力，在群落层次优化树种配置（如营造云杉、冷杉与阔叶树的混交林），并在景观尺度上统筹高山草甸、亚高山森林等不同植被类型，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这种基于自然规律的景观配置优化，是实现多重ECO服务协同提升的关键。

  问：如何科学处理好社区发展与核心保护区的关系，找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的最优平衡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答：如何让国家公园的建设成果惠及当地社区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球国家公园管理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应该要依据不同国家公园的生态特征、社区生产生活方式与需求来做深入研究与创新实践。

  对于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群众的合法权益与发展需求，目前，国家通过生态移民、转岗就业、生态补偿等多种方式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还可探索利用国家公园的“品牌”效应与生态价值，带动生态旅游、自然教育、康养服务等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吸纳社区群众参与国家公园的巡护、管理、解说与服务等环节，使其从生态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

  更深层次的机制创新在于构建政府、企业、社区多元共管的协同体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有关政策与制度框架；企业引入资金与市场化运营能力；社区群众则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可以探索类似于“生态资产公司”的运营模式，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国家公园优质的空气、水源、景观以及认证的绿色林下产品等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生态资产，如获得国家公园生态认证的农产品，并通过合理的机制反馈给生产它的社区。

  总之，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平衡，需要灵活探索生态补偿、特许经营、品牌增值、产业融合等多种路径，建立能够使政府、企业与社区互利互惠的长效机制，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因地制宜的系统工程，但无疑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的必由之路。